朱昌俊

　　近日，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报告显示，超八成大学生存在“手机依赖”，日均使用手机超5小时，18点以后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高峰期。此外，79%的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。

　　如同前些年的“网瘾”一词，“手机依赖”近年来也成为一个热词，并且根据相关调查结果的“佐证”，呼吁警惕“手机依赖”的声音也似乎越来越大。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，但“手机依赖”真的有那么可怖，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?

　　其实，到底何谓“手机依赖”，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。像这次调查所指的超八成大学生存在“手机依赖”，其判断依据，似乎就是被调查的大学生日均使用手机超过5小时。而早在2013年，就有相关调查显示，“八成白领泡手机成瘾，北京白领日均使用近7小时居首”。那么5小时和7小时的差别到底在哪?是否由此就能说明大学生的“手机依赖”比白领低?这显然是个问题。

　　说到底，手机只是一款工具，如果承认这种工具在现实生活中的必要性，谈“依赖”也就未尝不是个伪命题。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智能手机的功能日益强大，像支付、打车、社交、工作、信息接收等等，远不只是过去单纯的通讯作用那么简单，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，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。所以，有调侃称“手机已成为人的一个器官”，一定程度上看其实不算夸张，大部分人确实已经越来越难离开手机。就这个角度而言，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对手机产生了依赖。那么，仅以使用手机的时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形成了对手机的“依赖”，就难言科学，就像不会有人谈“洗衣机依赖”、“冰箱依赖”一样。

　　当然，当“手机依赖”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，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“心理疾病”，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，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。这种倾向倒确实不值得提倡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“沉迷”。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，甚至是生活方式、人际交往的“异化”。

　　应该说，现实生活真的到了完全“沉迷”于手机状态的人，终究只是少数极端，大部分人虽然用手机的时间长，要么可能与工作需要有关，要么或者是带有娱乐休闲目的的，从行为结果看，并不具有明显的外部伤害性，总体还是能够维持在理性范畴。这起调查就显示，虽然每名大学生每天玩手机的平均时间达到5.2小时，但18点以后，也即课程基本上结束了的时间段，才是他们使用手机的高峰期。这说明，对于何时用手机，大学生们还是有着相对的时间区分的，并非如“手机依赖”所形容的那般非理性模样。

　　几乎任何一种工具的产生和运用，都会带来相应生活方式的重塑乃至社会文化的改变。在电视机兴起的时代，也有人把那些拿着遥控器，蜷在沙发上，跟着电视节目转的人称为“沙发土豆”。但现在来看，“沙发土豆”并没有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群体，或者说，电视并没有对他们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就这个“前车之鉴”而言，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对“手机依赖”抱以过多的担忧。

　　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，手机对生活的介入或只是越来越强，对此的最好态度，与其说是杞人忧天般的“怀疑”，不如思考到底怎样才是比较科学的、理想的与手机打交道的方式。所以，一方面，不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所谓的“手机依赖”，特别是像学校对于学生使用手机，不能只拿着“手机依赖”这样的大词，将学生玩手机当成洪水猛兽，进行过度干预。另一方面，较之于泛泛而谈的讨论“手机依赖”，确立和完善一些手机使用的“规则”，如学生在课堂上到底能不能使用手机，如果能使用，又该如何使用之类，或许更为重要和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