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同于美、日等知识产权强国的快速发展道路，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具体来看，可分为四个阶段：1978年至1991年的被动立法期，1992年至1999年的调整发展期，2000年至2007年的探索适应期，2008年至今的主动变革期。

　　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着手恢复知识产权工作，推进知识产权立法。1980年，我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，国务院委托成立多个知识产权立法小组，学习国外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管理经验。在较短时间内，先后颁布商标法、专利法、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。

　　在调整发展阶段，国务院于1994年7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》，将知识产权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。此后，政府加强宏观统筹，形成行政、司法双管齐下的保护体制，并强调海关在进出口方面的职能。

　　在探索适应阶段，专利保护成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心。为此，我们进一步加强专利工作队伍建设，推动专利法律法规研究，提高专利审查综合能力。同时，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。

　　2008年国务院颁布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》，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。以此为标志，我国进入知识产权制度主动变革的新阶段。同一时期，全球爆发金融危机，我国开始主动修订知识产权制度，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维护自身利益，并开始布局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知识产权制度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，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被提到新的高度。特别是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相关各国政治、法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，知识产权制度的输出因其独特性成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突破口。

　　新时代，以网络化、智能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。站在新起点上，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技术、新业态的新要求，积极探索“严保护、大保护、快保护、同保护”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模式。

　　一方面，要注重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。聚焦新技术新领域和新业态发展，加快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会聚技术等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规划设计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新方向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。以大数据、云技术、人工智能为依托，不断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，加强平台建设，保障数据安全，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与效能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水平。

　　(陈强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)